《中國共產黨簡史》

2021-04-10 10:42:38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摘要]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來,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經走過了八十年艱辛而輝煌的歷程。...

  前 言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第三章 在抗日戰爭烽火中發展壯大

  第四章 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第五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第六章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十章 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前 言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以來,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經走過了八十年艱辛而輝煌的歷程。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從黨的成立到新中國的誕生,是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黨領導的從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和人民八十年的奮鬥、求索,開拓出今天的局面,的確來之不易。

  中國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的。這一國情,決定了中國的革命和革命勝利後的建設都要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在把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多次的艱難曲折和對勝利與失敗的反覆比較,終於實現兩次歷史性的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即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正是在這兩大理論成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八十年曆史的本質和主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黨的歷史是“一部藴含和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實踐證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都要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在人類社會邁入充滿希望與挑戰的新世紀之際,中國共產黨迎來了自己的八十華誕。認真學習、全面研究我們黨八十年的歷史,並結合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曲折歷程進行反思,按照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要求,切實搞好黨的自身建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我們就一定能夠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是一個有着數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當歐美一些國家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者卻盲目地以中央帝國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閉,拒絕擴大與外國的交往,仍然陶醉於昔日的輝煌之中。而事實是,原來文明程度落後於中國的歐美國家,這時已遠遠地跑在了中國的前面。

  盛世已藴含着衰敗,落後就要捱打。到十九世紀中葉,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打斷了。

  在此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一方面,則促進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

  這種情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中國的資本主義生長起來並得到初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促進了封建社會的解體,但與此同時,封建剝削制度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明顯優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使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個方面的變化。

  另一個方面的變化,是外國資本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得到發展,而是要尋求更廣大的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豐厚的利潤。為了這個目的,外國列強對中國採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儘管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仍保持着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在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系,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清朝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這種狀況,使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上述重大變化,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成為民族災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這樣,中華民族面對着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為後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脱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嚴酷的現實,激起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是,歷次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也好,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也好,鼓吹愛國救亡和變法圖強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好,號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也好,一次次地都失敗了。

  中國人是帶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佔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二十世紀的。那時,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前景。中國人民在進行各種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後,又起來革命了。

  二十世紀中國最初的革命領導者,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隨着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中國社會內部新的社會力量一一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初步成長起來,從而引起階級關係的新變化。但是,由於這時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它所參加的某些鬥爭,還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

  民族資產階級得到初步發展並登上政治舞台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氣象。1905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了實質上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並努力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併為此後革命鬥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後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説,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究其根本原因,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同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羣眾嚴重脱離,並害怕發動他們。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力量更沒有勇氣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裏。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受到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盤根錯節。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後、分裂、動盪、混亂的苦難深淵中。從這個意義上説,辛亥革命又失敗了。它的失敗,給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深刻的啓發,使他們逐漸覺悟到必須另外探尋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藉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並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於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並不甘於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鬥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着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後改為《新青年》)雜誌,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鬚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衝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誇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後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着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鋭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説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於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後)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着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鬥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啓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並且,由於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羣,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於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鬥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後,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羣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鬥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於人民羣眾的壓力,不得不於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佈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於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幹。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誌》、《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佈“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徵。

  在五四運動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説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髮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佈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並閲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後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着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覆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鬥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羣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着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的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並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範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後,主要開展了幾個方面的活動: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界限,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三是通過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鬥爭,為黨培養後備力量。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着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傢俬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祕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着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但是,中國共產黨是在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複雜、經濟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開展活動的,從何處着手進行革命,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搞清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繫,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民主革命綱領,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注意在鬥爭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黨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明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對於黨制定當時的革命綱領給予了直接的幫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二大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羣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二大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選擇,對後來的中國革命產生過積極作用,但也帶來過消極方面的影響。

  二大選出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十三個月的時間裏,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三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7日,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軍閥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後被殺害。二七慘案發生後,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這個時期黨領導的工人鬥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沒有起碼的民主權利,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工人鬥爭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因此,沒有革命的武裝鬥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鬥爭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帶着這些經驗教訓,進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四、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着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採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後,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複雜,組織鬆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後,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複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彙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蔘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後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佔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着。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係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並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着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衝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係逐步複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係。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複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後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後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徵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衞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伴隨着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佔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後,立刻謠言四起,説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藉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並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後,汪精衞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於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着嚴重的危機。

  五、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羣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佔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餘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佔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捨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着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羣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羣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羣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羣眾性的反帝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於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着重於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羣眾運動採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會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於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考察報告中,尖鋭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鬥,佔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併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當天下午,遊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藉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祕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衞於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説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鬆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羣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後,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衞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並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後,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髮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衞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願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衞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説,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羣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後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脱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並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羣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羣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黨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一、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這個政權對外實行反蘇、親帝的政策,對內竭力維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因此,同北洋軍閥一樣,它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

  在這樣的政權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然而,這時的黨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一些同志和不堅定分子離開黨的隊伍,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與此同時,工農運動走向低沉,相當多的中間人士同共產黨拉開了距離。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

  但是,在嚴峻的生死考驗面前,在革命前途彷彿已變得十分黯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為徹底清算並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方針,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漢口祕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回答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幹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

  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於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後,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後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佔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鬥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後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陝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後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一部分很快地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在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佔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於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這就為後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儘管這時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於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後,一些地區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共中央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着“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什麼革命處在低潮而黨內卻會出現“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呢?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複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恨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烈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們容易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衝動,並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誤看成是廣大羣眾的認識水平。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脱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裏後,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並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

  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後,向井岡山轉移,於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在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蘇維埃政府後,紅四軍接連擊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次“會剿”,井岡山根據地得到發展和鞏固。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工作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着根據地的逐步穩定,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頒佈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中有人對於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於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只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並制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羣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代表着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並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二、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紅軍反“圍剿”的勝利

  為了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革命鬥爭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84人。大會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一系列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大會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形勢是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羣眾。目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儘管六大存在着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以及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等缺點,但大會決議傳達貫徹後,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黨的六大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會後,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並選舉蘇兆徵、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李立三等三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由於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他雖被選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黨的六大後的兩年間,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大革命失敗後似乎已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鬥爭,又重新壯大起來了。

  六大以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黨的建設,黨的組織有了較大發展。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黨員已達到6.9萬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萬多人。1930年底,黨在全國17個省恢復了省委和許多特委、市委、縣委的組織。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造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中共中央在實際工作中強調必須切實地深入羣眾,從下層做起,力求使祕密工作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黨的幹部要做到“職業化”和“社會化”,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六大後,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到1929年底,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及其影響下的工人羣眾,共有近四萬人。農民抗租、抗糧、抗税的鬥爭,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税的鬥爭,以及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都有所發展。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強了對特科工作的領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特科在保衞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蒐集情報、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鬥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領導。這個時期,重要的根據地有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各根據地的黨組織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爭,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開闢的贛南閩西根據地。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後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並向閩西發展。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地方武裝有很大發展。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共有兩萬餘人,成為紅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在領導紅軍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自覺地把黨領導的農民戰爭同舊式農民戰爭嚴格加以區別。在井岡山時期,他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指出: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發生錯誤的。

  為了解決在農村環境中保持黨和紅軍的先進性的問題,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它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羣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決議案總結創建紅軍和農村根據地以來的經驗教訓,着重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黨和軍隊的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着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會議選出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內,土地革命有很大發展。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江西興國縣《土地法》。次年春,興國等縣全面展開分田運動。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以來的經驗,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則。在實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貧苦農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開火這個事實,使廣大農民迅速分清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紅軍進行革命戰爭、保衞和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

  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鼓舞和示範作用。經過艱苦的鬥爭,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經過艱苦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懂得,農村根據地已成為積蓄和鍛鍊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

  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先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反“圍剿”的勝利,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面積5萬平方公里、居民達250萬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結束不久,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進步軍官董振堂等率領下,於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這期間,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的反“圍剿”也取得重大勝利。

  在各根據地不斷髮展的情況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並走向復興,關鍵在於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把立足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發動和依靠農民羣眾,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各項建設事業,開展以農民為主體的長期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最後佔領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的道路,是在全黨的集體奮鬥中開闢出來的。其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鬥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創造出堅持、發展農村根據地的系統經驗,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初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闡明。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闢,以及有關這條道路的理論的初步闡明,是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作鬥爭的結果。毛澤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反對本本主義》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深刻闡明瞭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堅持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善於向實踐學習,向羣眾學習,所以才能夠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表現出革命的首創精神、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遠的戰略眼光,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發展的戰略思想,從而為中國革命指明正確的道路。儘管革命的發展還會遇到挫折,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這條道路最終走向勝利的。

  三、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中國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隨着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隨後,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9月下旬,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恩來、瞿秋白主持,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全會前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開始得到糾正,全黨工作開始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由於共產國際的干預,事情陡然間發生了變化。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誇大中國革命反資產階級、反富農鬥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急於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准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由於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為什麼能夠上台?原因在於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的清理。黨的很多幹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並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

  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出現一片混亂。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由於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王明要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即將前往中央根據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

  就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了進攻。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亡國慘痛之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

  這以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動。這時,擺在黨面前的問題是,正確認識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出現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然而,臨時中央雖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張,卻不能正確認識並處理這些問題。它提出“武裝保衞蘇聯”一類脱離中國救亡實際的口號;繼續把中間勢力看作最危險的敵人,推行“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作出的許多決議,使“左”傾冒險主義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發展。

  “左”傾冒險主義的主觀蠻幹,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一批共產黨員堅持鬥爭,團結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進步人士,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國民黨政府殘酷的文化“圍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傳播進步思想,並注意聯繫中國的實際,創作出大量社會科學著作和文學藝術作品。以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等組織為核心的左翼文化運動,對推動中國近現代進步思想發展和促進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通過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逐步地將錯誤路線推行到紅軍和根據地中。在錯誤路線影響下進行的肅反斗爭嚴重擴大化,使大批領導幹部和戰士遭到殺害,給紅軍和根據地造成嚴重損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許多正確主張,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左”傾錯誤領導對紅軍反“圍剿”鬥爭的不利影響愈趨嚴重。

  1932年夏,國民黨當局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立刻調集重兵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矛頭,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再加上“左”傾領導人的錯誤指揮,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和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二軍團先後退出原有的根據地,在向西轉移過程中,分別開闢了川陝根據地和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2年底,國民黨軍隊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撤銷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周恩來、朱德從實際情況出發,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當第四次反“圍剿”進行時,臨時中央於1933年初遷入中央根據地。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的聯繫。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間接連遭到破壞,到1935年7月停止活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

  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後,在黨、紅軍和根據地內全面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和政策。為了排除障礙,在組織上採取宗派主義的手段,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實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臨時中央在福建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路線”的鬥爭,接着又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他們都是當時軍隊和地方的重要負責人,“左”傾領導人反對他們的主要矛頭,實際上是對着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的。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這時,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後,又採取消極防禦方針,實行分兵防禦、“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這樣,戰局的發展對紅軍日漸不利。

  1933年11月,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抗日反蔣,並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對紅軍打破第五次“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左”傾領導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使紅軍坐失良機。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後,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面包圍。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此前,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調動和牽制國民黨軍隊,還組成以方誌敏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但這支深入敵後的孤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方誌敏被俘後,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義。

  黨的六大後,革命運動出現復興局面。由於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國國情、卻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結果導致除陝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

  四、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並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隊佈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鋭減到三萬多人。在嚴酷的事實面前,黨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的不滿並要求加以改換的情緒愈益明顯。一些曾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逐步改變態度。

  這時,蔣介石察覺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遣將,等候紅軍到來。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建議放棄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紅軍佔領湖南通道城後,轉入貴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作了重要發言。他們尖鋭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禦、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併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後,擺脱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瀘定城鐵索橋邊。隨後,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後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

  8月初,紅軍分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穿越草地後,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可是,張國燾堅持南下。9月9日,他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張國燾,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並將北上紅軍改稱陝甘支隊。

  9月17日,陝甘支隊在彭德懷的率領下一舉突破甘南天險臘子口,佔領哈達鋪,從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根據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決定前往陝北,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陝甘根據地的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同從鄂豫皖根據地先期長征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組成)會師。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中央紅軍行程二萬五千裏、縱橫十一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終於實現了戰略大轉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後,已經南下的張國燾於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受到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反對,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紅軍在作戰中傷亡很大,到4月間只剩下四萬多人。這時,中共中央一再電令紅四方面軍北上。從蘇聯歸來的張浩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名義致電張國燾,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這樣,張國燾不得不於6月6日宣佈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由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歷經艱險,在1936年7月2日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川康邊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紅二、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經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的力爭,並得到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許多幹部戰士的支持,紅四、紅二方面軍終於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間先後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台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四個月,殲敵兩萬餘人,但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

  在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獨立地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極端艱苦的游擊戰爭。他們在同中央失去聯繫並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羣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留下堅持鬥爭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許多人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楊靖宇等的領導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後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後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後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骨幹。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巨大動力。正當抗日烽火即將在中華大地上燃起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在接近抗日前線的陝甘地區勝利會師,其重大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五、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地區前後,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雲密佈,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後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鬥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鬥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羣眾運動。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後,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表明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着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後,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黨採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後派人到上海,與那裏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繫,並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紮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後也發生了變化。據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陝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於12月4日到達西安後,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陝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並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於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後,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並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並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後,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係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着,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會議。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後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於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儘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着實行團結抗日、共禦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幹,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蹟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脱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第三章 在抗日戰爭烽火中發展壯大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制定

  1937年開始的全國抗日戰爭,既是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重要時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的德、意、日三國企圖重新瓜分世界,先後結為反共同盟,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戰爭策源地。經過長期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於1937年7月公然發動大規模的全面侵華戰爭。

  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意“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衞國之目的”。黨的各級組織積極動員人民羣眾參加抗日戰爭。

  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再上廬山與國民黨談判。周恩來等向蔣介石送交《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和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但還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企圖。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把戰火從華北燒到華東。8月13日,中國軍隊在上海奮起抗戰。國民黨當局在其統治受到致命威脅時,急欲調動紅軍開赴前線,因而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8月,國共兩黨達成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等協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全軍共4.5萬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除瓊崖紅軍游擊隊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共1.03萬人。紅軍改編後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國共兩黨軍事上的合作,推動了全國抗戰和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1937年9月,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國共產黨的多次催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9月22日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誌着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國各族人民、各進步黨派、抗日團體和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僑胞熱烈歡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並以不同形式,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空前的大團結,對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有重大意義。

  中國的抗日戰爭怎樣才能走向勝利?黨從抗戰一開始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羣眾,武裝羣眾,依靠羣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黨認為,中國是有力量進行抗戰並最後取得勝利的,這種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廣大人民中,只有動員和組織人民,才能抵禦強敵,才能引導中國抗戰取得最後勝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實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財政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這是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綱領所闡明的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指明瞭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具體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不願放棄一黨專政,害怕羣眾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拒絕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而採取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甚至企圖通過對日作戰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

  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卻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旗幟。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引下,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以更高昂的愛國熱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戰爭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制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確路線、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歷史主動權,成為團結全民族抗戰的中堅力量。

  二、敵後戰場的開闢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為着貫徹執行全面抗戰路線,黨作出了開闢敵後戰場的重要戰略決策。洛川會議指出,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會議確定人民軍隊的戰略任務是,到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羣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在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既服從於民族解放戰爭的總體戰略,又充分發揮人民軍隊的優勢,在政治上保證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而是人民軍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抗戰的正確方針。

  八路軍剛開赴抗日前線時,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以少部兵力進行發動羣眾和組織羣眾武裝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殲敵1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取得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大勝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精神和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着,八路軍又配合國民黨軍進行了忻口戰役。

  國民黨在抗戰初期表現出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先後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及保衞武漢等戰役,並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再加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日軍叫囂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但是,由於敵強我弱的總形勢和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正面戰場的戰局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許多重要城市和富饒地區失陷。日軍在中國土地上大肆燒殺淫掠,中國人民遭受深重災難。1937年12月,日軍佔領中國首都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慘案,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體槍殺、焚燒、活埋及用其他方法處死者,達30萬人以上。日軍在其他地方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不計其數。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後,八路軍和黨領導的山西新軍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敵後實行戰略展開,分兵發動羣眾、武裝羣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闢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敵後第一個由黨領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軍也挺進大江南北,開赴蘇南、皖南、皖中等地區,創建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

  在敵後抗戰的艱難條件下,黨領導人民軍隊同羣眾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最初依託山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牽制、打擊日軍,取得巨大成績。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餘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先後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蘇南、皖中等抗日根據地。戰鬥在白山黑水的東北抗日聯軍也十分活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打擊敵人。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敵後戰場的戰略總後方。大批愛國青年和抗日誌士湧向延安,經過培養訓練後,又從這裏奔赴抗日前線。

  隨着敵後抗日遊擊戰的發展,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後戰場。敵後戰場的開闢,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全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國抗戰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條件。

  全國抗戰開始後,由於戰爭局勢的複雜,許多人對戰爭將如何發展認識不清,“亡國論”、“速勝論”等有相當大的影響。澄清這些錯誤觀點,指明抗日戰爭的基本走勢,是指導抗日戰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集中全黨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的客觀根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強調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羣眾,實行人民戰爭。《論持久戰》以馬克思主義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繪出抗日戰爭發展過程的完整藍圖,深刻闡述了黨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是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同時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導也產生了影響。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後,黨以很大力量加強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以推動國民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長江局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戰中心武漢成立,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迅速恢復和建立了各級黨組織,發展了大批黨員,積極領導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日救亡羣眾運動。中共代表團同時駐武漢,負責同國民黨聯繫和談判。八路軍、新四軍先後在西安、蘭州、武漢、重慶、桂林等地建立辦事處,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羣眾》週刊在漢口公開出版。黨從原來比較狹小的環境中走出來,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界人士進行廣泛而直接的接觸,宣傳抗日民主主張,初步打開新的工作局面。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在一段時間內國共合作的關係比較融洽。

  但是,由於國共兩黨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實行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統一戰線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鋭的矛盾和鬥爭。在統一戰線中,是堅持全面抗戰路線,還是實行片面抗戰路線?這對抗戰成敗和黨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中央記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採取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保持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放手發動羣眾,實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衝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國抵達延安。他根據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於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的指示精神,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範圍內。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對黨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擾了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如實向共產國際説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黨關係及黨所採取的路線和政策。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統一領導。這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9月至11月,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重申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戰。會議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會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號召全體黨員加強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研究抗日戰爭的現狀和趨勢。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迅速發展。

  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

  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失守後,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而將主要力量用於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佔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這對中國的抗戰局勢產生了影響。

  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並拼湊偽中央政權。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使國家政局空前複雜。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明確指出:整個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各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全民族的利益。針對國內時局的逆轉趨勢,黨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賣國漢奸汪精衞,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日軍將敵後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主要對象的情況下,黨領導人民抗日力量肩負起抗擊日軍的主要責任。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八路軍於1938年冬開始由山區向平原地區挺進,放手發動羣眾,廣泛深入地發展羣眾性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晉察冀軍民反“掃蕩”作戰中,1939年11月,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搶救八路軍傷員時不幸感染中毒,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1940年8月,為了粉碎敵人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參戰部隊有105個團約20萬人,故稱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餘人,俘1.8萬餘人,破壞鐵路470餘公里、公路1500餘公里,摧毀大量敵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因而沉重地打擊敵軍,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進一步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與此同時,新四軍各部貫徹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複雜地形開展游擊戰,建立了皖東、豫皖蘇、皖東北、豫鄂、蘇北等抗日根據地,堅持和擴大蘇南、皖中等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繫。在華南,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創建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抗日遊擊根據地,開展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餘人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抗日根據地發展到跨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加上陝甘寧邊區共17塊近1億人口。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大量牽制、消滅日軍,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為中國抗戰的重心。

  在淪陷區城市和交通要道,黨的地下組織實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徹底轉變工作方式,深入羣眾,以隱蔽的方式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和統一戰線工作,領導人民進行多種形式的抗日鬥爭,牽制敵人的兵力,打擊日偽統治,支持和配合了敵後游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取得新的進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領導下,南方局在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宣傳文化、羣眾工作等方面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別重視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著名知識分子等廣泛接觸,共商國是,使他們瞭解共產黨的主張,並逐步取得他們的信任,鞏固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重慶成立,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南方局在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同樣取得很大成績,爭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團結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擴大了黨的影響。

  黨在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組織,領導和推動抗日救亡的羣眾運動,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條件溝通黨和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關係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支持和配合了陝甘寧邊區建設和全國抗戰。

  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黨給予堅決回擊。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在向北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8萬餘人圍攻,除約2000餘人突圍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捕,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進行戰場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竟誣稱新四軍“叛變”,宣佈取消其番號。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產黨採取軍事上嚴守自衞、政治上堅決反擊的方針。中共中央軍委宣佈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毛澤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條解決辦法。周恩來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並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兩條充滿悲憤的題詞在《新華日報》登出,有力地揭露和聲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

  全國人民及國際輿論普遍同情共產黨,譴責國民黨當局消滅異己、破壞抗戰。國民黨頑固派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動不得不有所收斂。黨以大局為重的正確措置,使極度危急的國內時局得以扭轉,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黨深刻地總結同國民黨頑固派鬥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要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衞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些策略原則使黨得以在複雜多變的環境裏更加熟練而恰當地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各種棘手問題,避免犯“左”、右傾錯誤。

  在此期間,針對國民黨大肆鼓吹“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等反共謬論,黨在政治思想戰線上同國民黨展開論戰,批判和揭露各種假三民主義,着重闡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説明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新三民主義基本相同,但兩者又有區別,共產黨將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長期合作。這場論戰對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宣傳,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見解,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戰和中國革命,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工作。他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於1939年底1940年初先後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民主革命在五四運動以後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根本標誌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上,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並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文化上,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相互連接的,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實現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也是為着將來實現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建黨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是毛澤東思想在抗戰時期最重大的理論成果。它的提出,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等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四、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後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法西斯侵佔了歐洲許多國家,1941年6月又揮兵東向,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12月,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等國在太平洋的屬地,挑起太平洋戰爭。國際法西斯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中央主張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加強同英、美等國的合作,反對共同敵人。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承擔着抗擊日本陸軍主力的任務。

  日本法西斯企圖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決意加緊對華作戰。日軍在華北反覆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對佔領區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採取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製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徹底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日軍瘋狂而頻繁的進攻下,敵後軍民傷亡很大,根據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毀壞,大批糧食和牲畜被搶走,加之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和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鋭減到5000萬以下,人民軍隊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敵後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和抗日軍民沒有被困難所嚇倒。黨分析形勢後明確指出,人民抗戰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困難;要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黨領導敵後軍民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創造和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以及派遣武工隊等多種有效的殲敵方法,開展反“掃蕩”、反“清鄉”和反“蠶食”鬥爭,給日、偽軍以有力的打擊。1941年至1942年間,人民軍隊共作戰4.2萬次,斃傷俘敵軍33萬餘人。敵後抗戰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持。

  敵後軍民在對敵鬥爭中湧現出成千成萬的抗日英雄,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在1940年2月與日軍的戰鬥中犧牲後,殘暴的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剖開他的腹部,發現他的腸胃裏竟全是枯草、樹皮和棉絮,沒有一粒糧食。敵人為之震驚。“狼牙山五壯士”寧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氣概,連敵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據地是全面貫徹和實現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為克服敵後抗戰的嚴重困難,黨採取多種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據地建設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頒佈《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全面地體現了黨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根據地建設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設。黨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是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實行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容納各方面的人士,團結抗日的各階級、階層;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施政方針,保障各抗日階級的人權、財權,厲行廉潔政治。

  在經濟建設方面,黨號召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動員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提高耕作技術,推廣良種,特別是把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從1939年冬起,各根據地相繼實行減租減息,一般將原租額減少25%,規定年利息率一般為10%,其他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大生產運動的廣泛開展,對於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根據地還開展文化教育建設,發展先進文化事業,為人民軍隊和根據地建設培養大批骨幹力量,提高廣大羣眾的文化水平。

  黨還在軍隊中開展擁政愛民運動,在人民羣眾中開展擁軍優屬運動,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在主力部隊和政府機關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統一根據地領導,協調對敵鬥爭的步伐,等等。

  黨在根據地內實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使各項建設事業得到發展,奠定了堅持長期抗戰、克服嚴重困難的堅實基礎。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這一時期在全黨範圍開展的整風運動,對進一步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後,黨糾正歷史上的“左”、右傾錯誤,在全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上的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造成過去“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清算,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清算錯誤路線,教育全黨學會運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處理中國革命中的具體問題,就成為加強黨的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高級幹部開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達到基本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初步統一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準備。1942年2月,毛澤東先後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5月,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講話並作總結,闡明瞭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

  反對主觀主義,是整風運動最主要的任務。黨的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從思想根源來説都是主觀主義。主觀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要克服主觀主義,就必須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方法。反對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消除主觀主義在組織上和文風上的表現,也是整風運動的主要任務。

  整風運動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着重於提高思想認識,團結同志,而不是對犯錯誤者進行組織處理。通過認真閲讀整風文件,聯繫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區或部門的工作進行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法,使全黨提高思想認識,明確了努力方向。

  在全黨普遍整風的基礎上,從1943年9月起,黨的高級幹部進一步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由於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及其影響,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一系列地區工作與歷史座談會的召開,使許多幹部更好地認識了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

  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經過深入討論和反覆修改,集中全黨的智慧,全會於1945年4月20日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使全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了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全黨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線,破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它是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個創造,是增強黨的戰鬥力的一次成功實踐。它所積累的經驗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整風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五、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1943年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過嚴重困難,進入再發展時期,華北抗日軍民開始對敵軍發起攻勢作戰。進入1944年,各根據地軍民普遍對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恢復和擴大原有根據地,並向敵後進軍,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一年中,共作戰約2萬次,殲滅敵軍近20萬人,攻克縣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萬。

  這時,國民黨仍然採取避戰觀戰的態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發展成大規模武裝進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一敗塗地,八個月丟失146座城市、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潰敗和統治區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加深,激起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迅速高漲。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周恩來在延安進一步闡明實施這一主張的具體步驟和方法。這個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獲得各民主黨派、廣大民主人士的贊同和擁護,成為全國人民奮鬥的政治目標。為實現這一主張,共產黨同國民黨及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後任美駐華大使的赫爾利展開談判,並同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進行堅決而靈活的鬥爭,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戰接近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全國121萬黨員。毛澤東在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講話,任弼時、陳雲等在會上發了言。

  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即“放手發動羣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了建立新中國,當時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是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大會擬定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制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提出了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宏偉任務。大會宣佈要讓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並把能否解放、發展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政黨政策的根本標準。

  七大總結歷史經驗,把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羣眾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強調三大作風是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對實現黨的政治任務和組織任務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着重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羣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就是我們制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

  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是黨總結中國近代特別是建黨以來經驗作出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決策。中國革命需要馬列主義的指導,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列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是不行的,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推向前進。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掌握實事求是這個馬列主義的真諦,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的實際,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科學體系。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九個方面: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和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

  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黨內教條主義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獨創性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隨後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七大選出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

  七大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它在革命面臨新的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對全黨給予及時正確的指導,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大會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七大生動地全面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質。它通過的黨的政治路線、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表明黨代表着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大會以後,全黨緊密團結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貫徹七大路線,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勝利階段。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在中國戰場,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發動夏季攻勢作戰,對日軍佔領的點線包圍得越來越緊,打通了許多解放區之間的聯繫,在行動上取得主動地位,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重要條件。淪陷區城市黨組織積極開展瓦解日、偽軍工作,組織地下軍,準備發動武裝起義,裏應外合,配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發表對日作戰宣言。9日,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在極為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

  此時,國民黨軍隊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區,而日軍在華北、華中和華南佔領的大部分城鎮、交通要道都處在共產黨領導的敵後軍民的包圍中,對日全面反攻的任務,也就主要由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人民軍隊來進行。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根據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向日、偽軍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縣以上城市150餘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簽字。日本軍隊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中華民族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中國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同盟國家的支援,這些支援對中國能夠堅持抗戰並取得勝利是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抗戰的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黨在敵後的艱苦條件下,廣泛發動、組織和武裝以農民為主力的各階層羣眾,開展游擊戰,使日本侵略者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黨在抗戰中發展為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所有這些,為奪取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人民以落後的武器裝備打敗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遠比自己強大的敵人,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蹟。這一驚天動地的偉業,使中華民族一洗百年恥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華民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

  第四章 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一、重慶談判和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華民族經過浴血奮戰贏得抗日戰爭勝利後,又面臨着建什麼國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民主主義中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企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用內戰的方式來剝奪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使中國社會退回到抗戰前一黨專制獨裁的反動統治。一場關係中國走向光明還是黑暗的大決戰不可避免。

  蔣介石打內戰的方針早已確定,但在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下,又不能不有所顧忌。抗戰剛剛結束,發動內戰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勢所趨。人民渴望和平,美、蘇、英三國也不贊成中國內戰。蔣介石想在內戰中處於有利地位,也需要時間。所以,他在積極準備內戰的同時,表示願意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

  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局勢和國民黨的內戰陰謀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認為應當因勢利導,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長期戰亂後休養生息的強烈意願,爭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展。通過談判,既可以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也可以爭取一段時間來作好應變的準備。中共中央經過反覆研究,決定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政治口號,毛澤東接受邀請赴重慶談判,同時人民軍隊作好進行自衞戰爭的各種準備。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毛澤東親赴重慶,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社會輿論的高度讚譽。

  經過四十三天覆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雙十協定是以國共兩黨協商的方式產生的一個正式文件。這個文件的簽訂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國民黨再要發動內戰,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

  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通過戰爭來削弱和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圖就已經暴露出來。國民黨重新祕密印發反共的《剿匪手本》,閻錫山出兵攻打山西上黨地區的人民軍隊。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便調集110萬軍隊,分三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圖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佔領整個東北。

  黨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中共中央確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抽調11萬軍隊和2萬名幹部進入東北,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各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的軍事進犯堅決反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部隊取得上黨戰役的勝利。人民軍隊連續進行邯鄲、平綏、津浦三個戰役,共殲敵10萬餘人,阻滯了國民黨軍深入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

  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慶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各界反內戰聯合會。下旬,昆明學生舉行反內戰集會,三萬餘人總罷課。12月1日,國民黨派武裝暴徒鎮壓學生。重慶、上海等地陸續爆發聲援昆明學生的活動,形成“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大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同盟和抗戰後相繼成立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也積極參加反對內戰的鬥爭。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

  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共產黨提出的建議,簽訂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止國內衝突的協定。同日,國共雙方下達停戰令。

  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38名代表。會上經過激烈鬥爭,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在反對內戰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等問題上,共產黨同以民盟為代表的中間派有許多共同點,常常事先協商,採取聯合行動。

  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衝破國民黨獨裁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於和平建國,因而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黨一方面真心誠意地希望實現國內和平,準備認真履行協議和為實現協議而奮鬥,同時也指出,必須提高警惕,做好練兵、減租和生產三項中心工作。

  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它經受不住、也不能容忍任何的民主改革。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國民黨暴徒製造滄白堂事件,破壞重慶各界為促進政協成功而組織的報告會。政協閉幕後,國民黨特務在較場口破壞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打傷民主人士多人。國民黨頑固分子説政協協議是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也對政協協議表示不滿。國民黨徹底破壞和撕毀政協協議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

  二、以自衞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開展第二條戰線的鬥爭

  國民黨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加緊部署全面內戰。美國用飛機和軍艦將54萬國民黨軍運送到內戰前線,並派海軍陸戰隊幫助接收滬、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關內各大中城市之後,國民黨把進攻重點指向東北,攻佔山海關、錦州等地,進佔瀋陽,進攻四平,到1946年5月佔領長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黨領導新組建的東北民主聯軍奮起自衞,挫敗了國民黨集團獨佔東北的狂妄計劃,迫使國民黨簽訂暫時休戰協議。

  1946年5月初,國民黨政府宣佈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移到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力爭實現和平、挽救和平,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決心已定,談判無法取得進展。面對日益嚴重的危機,國民黨統治區各階層人民也積極行動,試圖制止內戰。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組織團赴南京向國民黨當局呼籲和平,但團成員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暴徒的圍攻毒打,馬敍倫等多人受傷。

  隨着國民黨破壞政協協議和停戰協定行動的不斷升級,全面內戰日益迫近。中共中央要求全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準備對付全面內戰方面。為了給自衞戰爭奠定牢固的羣眾基礎,中共中央於5月4日發出改變解放區土地政策的指示,將抗戰以來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耕者有其田”政策,支持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的正當要求,進一步發動農民羣眾為鞏固解放區而鬥爭。

  黨在被迫準備自衞戰爭時,仍努力避免全面內戰,爭取和平前途。6月中旬,中共代表團致函國民黨,提議宣佈東北長期停戰,但為國民黨所拒絕。黨中央認真分析局勢發展後指出:蔣介石準備大打,我軍必須戰勝蔣軍的進攻,才能爭取和平前途。

  國民黨在完成內戰準備後,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6月26日,國民黨軍隊22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中原軍區主力2萬多人由司令員李先念等率領,分路突圍。其後,國民黨軍在晉南、蘇北、魯西南、膠東、冀東、綏東、察南、熱河、遼南等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氣焰囂張,不可一世。這時,國民黨軍總兵力為430萬人,擁有美國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在軍隊數量、裝備和戰爭資源等方面,明顯地佔有優勢。

  戰爭形勢十分嚴峻。敢不敢以革命戰爭來迎擊反革命戰爭?能不能在戰爭中打敗國民黨反動派?這是黨必須回答的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黨在對國內外形勢、戰爭性質進行清醒估計和科學分析之後指出:蔣介石的進攻不但必須打敗,而且能夠打敗。如果不打敗蔣介石,中國將變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將會被斷送;我們能夠打敗蔣介石,是因為黨領導的戰爭是愛國的正義的戰爭,必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國人民的小米加步槍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黨中央和毛澤東所闡明的必須從戰略上藐視敵人、敢於同敵人鬥爭、敢於奪取勝利的思想,增強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信心。

  黨制定了粉碎國民黨強大軍事進攻的各項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放手發動羣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軍事上,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在農村、城市工作等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

  面對國民黨軍隊氣勢洶洶的全面進攻,黨領導解放區軍民沉着應戰。華中野戰軍主力在蘇中地區七戰七捷,殲敵5萬餘人。淮北、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捷報頻傳。山東萊蕪戰役殲敵5.6萬人。人民軍隊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的頭八個月內殲敵71萬餘人,挫敗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使其“速戰速決”的反革命計劃破產。

  1946年10月,國民黨在其軍隊侵佔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後,公然撕毀關於國民大會應由改組後的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集的政協協議,並於11月中旬強行在南京召開由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共產黨和民盟拒絕出席。隨後,周恩來結束國共談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國宣佈退出國共關係調停。3月,國民黨強迫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的代表全部撤退。通過談判爭取和平的大門完全被國民黨封死,國共關係徹底破裂。

  從1947年3月起,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受挫後,改為重點進攻山東、陝北兩個解放區,而在其他戰場轉取守勢。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以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為主要作戰目標。

  在山東,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面對國民黨軍45萬人的進攻,誘敵深入,抓住戰機,於5月中旬在孟良崮戰役中全殲敵精鋭主力整編第七十四師3.2萬餘人,挫敗了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在西北,國民黨軍出動25萬兵力進犯陝甘寧邊區。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部隊兩萬餘人節節抗擊。西北野戰部隊在延安以南激戰六天,掩護中共中央機關於3月19日安全撤離延安。爾後,西北野戰部隊利用羣眾基礎好、地形險要、迴旋餘地大等有利條件,採用“蘑菇”戰術與十倍於己之敵周旋。四十五天內,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隨後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敵6000餘人,初步改變西北戰場的局勢,為轉入反攻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精幹機關主動撤離延安後轉戰陝北,運籌帷幄,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作戰。黨中央機關堅持在陝北巧妙地與敵周旋,極大地鼓舞瞭解放區軍民的戰鬥意志和勝利信心。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的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後方支隊司令員的中央後方委員會,轉移到晉西北統籌後方工作。

  在此期間,東北、熱河、冀東、豫北、晉南的解放軍開始對國民黨軍實施局部反攻,殲敵40餘萬人,收復和解放153座城市。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進行內戰,大量出賣中國權益,進一步投靠當時擁有世界頭等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美國。美國也企圖向世界擴張,把中國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因而對國民黨政府給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軍事顧問團、海軍陸戰隊來華等。駐華美軍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

  1946年12月24日,美國兵在北平強姦一名中國女大學生,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運動。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以“美軍退出中國”為中心口號,把鬥爭引向深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廣州、台北等地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罷課和示威遊行,全國共有50萬學生參加抗議活動。學生的愛國鬥爭,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聲援。這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人民運動,很快發展成為黨領導的配合武裝鬥爭的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黨適時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生存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廣大陣線,使第二條戰線的鬥爭更加廣泛、深入地發展起來。

  全面內戰開始以後,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官僚資本極度膨脹,控制着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廣大勞動者進行極度壓榨,對民族資本大肆兼併,大批民族工商業瀕於倒閉。農業經濟嚴重萎縮,農村饑民遍地。公務人員、教職員和學生的生活陷入極端的困境。廣大民眾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

  1947年5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興起。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16所專科以上學校5000餘名愛國學生,衝破憲警阻攔,在南京舉行“搶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學生們高呼“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向國民參政會。同一天,北平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上海、天津、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地的愛國學生也通過罷課、遊行等方式參加鬥爭。

  同五二O學生運動相呼應,國民黨統治區其他方面的人民運動風起雲湧。1947年,有20多個大中城市的約320萬工人罷工。在農村,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徵糧和徵税。2月28日,台灣人民為反抗國民黨暴政,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政府內外交困,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之中。

  三、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人民軍隊先後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於人民的變化。到1947年6月,人民軍隊殲敵112萬人,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由戰爭開始時的430萬人減少到373萬人,其中正規軍由200萬人減少到150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95萬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

  蔣介石為擺脱困境,憑藉軍隊數量和裝備上的優勢,企圖將戰火繼續燒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

  依據整個戰局的發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戰略決策:不等完全粉碎敵人的戰略進攻,不等解放軍在數量上佔有優勢,立刻轉入全國性的進攻,以解放軍主力打到外線,調動敵人回防空虛的後方,粉碎蔣介石的戰略企圖與方針,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迫使敵人轉入戰略防禦,改變敵我之間的攻防形勢。中共中央選擇地處中原的大別山區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突擊方向。

  為了實現這個戰略計劃,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軍隊逐步形成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作戰格局。根據當時的戰爭形勢,三軍的配合是:以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為中路,實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別山;以陳毅、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即西線兵團為東路,挺進蘇魯豫皖地區;以陳賡、謝富治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為西路,挺進豫西。三路大軍,相互策應,機動殲敵。兩翼的牽制是:以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吸引進攻陝北之敵北調;以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在膠東展開攻勢,將進攻山東之敵牽向海邊。

  1947年6月30日夜,劉鄧大軍12萬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劉鄧大軍從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前堵後追中殺開一條血路,穿越黃泛區,渡過沙河,搶渡汝河和淮河,於8月末進入大別山區。劉鄧大軍依靠人民羣眾,艱苦作戰,粉碎20萬國民黨軍隊的輪番進攻,至11月殲敵3萬餘人,建立33個縣的民主政權,站穩了腳跟。

  與此同時,陳謝大軍和陳粟大軍在黨中央指揮下分別進入豫陝鄂邊地區和豫皖蘇平原。至此,三路大軍都打到外線,形成“品”字形進攻陣勢,直接威脅南京、武漢。12月,三路大軍協同粉碎了國民黨軍對大別山的重點圍攻。中原地區變成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基地。

  繼續在內線作戰的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譚震林、許世友率領的華東野戰軍東線兵團,聶榮臻率領的晉察冀野戰軍,徐向前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嶽兵團等,也漸次轉入反攻。林彪、羅榮桓率領的東北民主聯軍連續發動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殲敵20多萬,為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人民解放軍在內線和外線的攻勢作戰,組成人民解放戰爭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的總態勢。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由戰略進攻轉變為“全面防禦”,人民軍隊由此結束了長期以來在國內革命戰爭中所處的戰略防禦地位。這標誌着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毛澤東指出:“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接着,中共中央召開十二月會議,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制定了徹底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的政治、軍事、經濟綱領及一系列方針政策。據此,1948年4月,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進一步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要求在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支援解放戰爭。1947年7月至9月,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徹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區各級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發動羣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控訴地主,懲辦惡霸,徹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熱潮。

  為了使土改順利進行,各解放區普遍開展以“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為內容的整黨運動,採取黨內黨外結合等方法,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作風和成分不純問題。經過整黨,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有很大進步,為土改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在土改運動迅猛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區發生侵犯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對地主亂打亂殺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發現後採取堅決措施加以糾正,並明確規定了土改工作的總路線總政策,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此後,土改運動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全國各解放區的土改運動取得巨大成績。到1948年秋,在一億人口的地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係,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生產積極性大為高漲,大批青壯年加入人民軍隊或擔負戰爭勤務,從而保證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

  黨領導的第二條戰線鬥爭有了新的發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餘萬學生掀起“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鬥爭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學生的反迫害鬥爭再次出現高潮。4月,華北學生開展“反對迫害、保衞學聯”的鬥爭,形成聲勢浩大的四月風暴。五六月間,全國興起反對美國扶持日本軍國主義的愛國運動。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日益傾向於人民革命,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因而遭到國民黨的仇視和殘酷迫害。民盟中央領導人李公樸、聞一多、杜斌丞先後在昆明、西安被害,許多民盟成員被逮捕或綁架。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予以取締。曾經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間階層中有過影響的“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徹底破產。

  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並取得節節勝利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爭取和鼓勵支持,促使各民主黨派和許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宣佈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國民黨民主派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合組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產生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佈“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與此同時,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確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響應,並陸續擺脱國民黨的阻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解放區,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工作。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

  四、偉大的戰略決戰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向國民黨軍繼續展開進攻,殲滅大量敵人,打破了敵人的分區防禦。同年秋,敵我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

  此時,人民解放軍由戰爭初期的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全軍還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通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勞動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達到了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戰鬥力進一步提高。解放區的面積擴展到23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68億。老區的土改運動基本完成,解放軍的後方更加鞏固。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進一步減少到365萬,可用於第一線的兵力僅174萬,且士氣低落,戰鬥力下降。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國民黨軍只得放棄分區防禦而實行重點防禦。它的五個戰略集團(即胡宗南、白崇禧、劉峙、傅作義、衞立煌集團)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戰場,相互間難以形成配合。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分析戰爭形勢,以宏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指揮藝術,正確把握戰略決戰的時機,選定決戰方向,並針對不同戰場的特點制定作戰方針,連續組織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戰略決戰的序幕首先在山東拉開。1948年9月16日,粟裕等指揮華東野戰軍32萬人發動濟南戰役。經過八晝夜的激烈作戰,攻克濟南,殲國民黨軍10萬餘人,其中起義2萬餘人。濟南的解放,有力地證明解放軍的城市攻堅作戰能力已大大提高,蔣介石以大城市為重點的防禦體系開始崩潰。

  1948年9月,林彪、羅榮桓指揮東北野戰軍主力連同地方武裝共103萬人,在東北人民的支援下,向分割在錦州、長春、瀋陽等孤立地區的55萬國民黨軍發起遼瀋戰役。戰役首先從錦州地區的作戰開始。錦州是聯結東北和華北的戰略要地,國民黨軍以6個師10萬多人防守。解放軍以部分兵力圍困長春,主力圍攻錦州,並在塔山和黑山一帶頑強地阻擊敵之援錦部隊。10月14日,解放軍對錦州發起總攻,經三十一小時的激戰,全殲守敵近9萬人,俘敵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範漢傑。錦州的解放,迫使長春守敵一個軍起義,其餘投誠。企圖奪回錦州的敵廖耀湘兵團在遭到東北野戰軍頑強阻止後,被迫先後向營口、瀋陽撤退。東北野戰軍經過兩天一夜的激戰,將該敵10萬餘人圍殲於遼西。接着乘勝追擊,11月2日解放瀋陽、營口,遼瀋戰役勝利結束。這次戰役歷時五十二天,殲敵47萬。東北全境解放,使東北野戰軍成為一支強大的戰略後備隊,為解放平津和全華北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使解放戰爭獲得一個鞏固的、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戰略後方。

  遼瀋戰役剛結束,黨中央即電令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及部分地方武裝約60餘萬人,以徐州為中心,在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臨城(今薛城)、南達淮河的廣闊地區,發起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軍在徐州以東地區圍殲黃百韜兵團約10萬人。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中共祕密黨員何基灃、張克俠率部2.3萬人起義。11月23日至12月15日,解放軍在宿縣西南地區全殲由豫南趕來增援而孤軍突出的黃維兵團約12萬人,並在永城東北地區殲滅力圖突圍的孫元良兵團約4萬人。1949年1月6日,解放軍淮海前線部隊對拒絕投降的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激戰四晝夜,全殲其兩個兵團10個軍。淮海戰役勝利結束。這次戰役歷時六十六天,殲敵55.5萬人。為解放軍渡江作戰,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地帶南京、上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淮海戰役勝利進行之際,人民解放軍於1948年11月29日在西起張家口、東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地區,發起平津戰役。東北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提前結束休整揮師入關,和華北人民解放軍主力連同地方部隊共約100萬人,合力圍殲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指揮的50多萬國民黨軍隊。中共中央決定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平津前線總前委,由林彪任書記,統一領導平、津、張、唐地區的作戰和接管等工作。

  解放軍先用“圍而不打”和“隔而不圍”的辦法,以神速動作完成對傅作義集團的分割包圍,切斷其南撤西逃之路。接着按“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順序,12月下旬攻克新保安、解放張家口,殲敵7萬餘人。1949年1月14日,包圍天津的解放軍發起總攻,經二十九個小時激戰,全殲守軍13萬餘人,解放天津。北平20餘萬守軍在解放軍嚴密包圍下完全陷於絕境,在傅作義率領下接受和平改編。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歷時六十四天,解放軍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餘人,基本上解放了華北全境。綏遠國民黨軍隨後通電起義,接受改編。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餘人,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進程。以三大戰役為標誌的戰略決戰的勝利,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人民羣眾在戰略決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達886萬人,出動擔架36萬餘副,大小車100萬餘輛。

  三大戰役後,國民黨政權在長江以北的力量全線崩潰。蔣介石為挽回敗局,要求美國增加援助或美、蘇出面“調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被迫於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後。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口頭上表示願以中共所提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實際上卻是想爭取喘息時間,部署長江防線,阻止人民解放軍南下,實行“劃江而治”。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但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黨仍願意同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毛澤東提出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1949年4月13日,國共代表開始在北平舉行正式談判。4月15日,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送交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並限國民黨政府在20日前表明態度。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一致同意接受這個和平協定,並派代表將協定送回南京。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破裂。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命令,人民解放軍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

  由總前委書記鄧小平統一指揮的劉伯承、鄧小平等領導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領導的第三野戰軍,在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中原軍區部隊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遊擊隊的策應,於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分三路強渡長江,徹底摧毀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延續二十二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

  解放軍各路大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繼續向中南、東南、西北、西南各省勝利進軍,分別以戰鬥方式或和平方式,乾淨、利落地解決殘餘敵人。解放南京的次日,攻克太原。5月,先後解放杭州、南昌、武漢、西安和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上旬解放浙江全省(除舟山羣島外)。8月,攻克福州、蘭州,湖南省和平解放。9月,在攻克西寧、銀川之際,新疆省和平解放。九十月間,解放軍在衡(陽)寶(慶)戰役中重創國民黨軍白崇禧部主力,然後向廣東、廣西進軍。至此,中國大陸大部分國土獲得解放。

  黨和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打擊國民黨軍的同時,加緊政治爭取工作,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總人數達到188萬,佔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殲敵總人數850多萬的22%以上,對促進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黨的地下組織、祕密黨員,在進行瓦解敵軍工作的同時,開展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及時準確地提供大量戰略性、動向性的重要軍政情報,為黨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並在解放軍逼近各城市時,組織羣眾保護工廠、機關、學校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配合瞭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長期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共產黨人以及愛國人士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氣勢磅礴的人民解放戰爭,摧毀了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基本上完成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歷史任務。為贏得這場戰爭,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犧牲26萬人,負傷104萬人。廣大解放軍指戰員和人民羣眾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光輝業績,湧現出以董存瑞、劉胡蘭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是中國戰爭史和世界戰爭史上少有的威武雄壯的活劇。

  五、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人民政協的召開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於1948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最後打敗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重要準備。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制定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確定了革命勝利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藍圖;規定了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着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實行戰略轉移的問題。為實現這個轉移,全會號召全黨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任務,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羣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堅持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

  全會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後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

  國民黨反動政權既被推翻,籌建新中國的條件便已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

  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顧中國革命的奮鬥歷程,指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只能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説,為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提供了指導,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作了政治理論準備。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會議代表分析中國民族關係的歷史和現狀,説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家制度的基本主張之一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聯邦制。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地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人民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這次政協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以及國外華僑的代表共622人。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政協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這次政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調劑國營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共同綱領》規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是,保障“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共同綱領》展示了新中國的宏偉建設藍圖,是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前,它具有臨時憲法作用,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憲章。

  這次政協會議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周恩來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會議決定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平為新中國首都並改名為北京;採用公元紀年;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五星紅旗為國旗。會議於9月30日勝利閉幕。當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

  一個新的中國即將誕生。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各族人民和內外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中華民族將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紀元。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經驗時指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羣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不單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勝利,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是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世界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個人口占全人類近四分之一的大國裏,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從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意義和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第五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一、新中國的誕生,人民民主政權在全國範圍的建立和鞏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這一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軍三軍受閲部隊邁着威武雄壯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前。羣眾遊行的隊伍高舉紅旗,縱情歡呼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的誕生。

  開國大典之前,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綱領,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機構負責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等許多方面的優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專家,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團結建國的精神和政權特色。

  新中國成立後,領導和組織這場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範圍執政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開展工作,將全國人民迅速地組織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各種組織裏。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羣眾以翻身作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工作。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如李四光、華羅庚、老舍等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國一經成立,就迎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後與蘇聯及歐亞十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同時,在堅持一箇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下,積極改善、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係,使中國對外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51年,新中國同印度等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及瑞典等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係。

  建國伊始,黨面臨着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並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政策。此外,黨也面臨着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各項基本方針,採取一系列措施,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鬥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作戰,截至1950年10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萬餘人,實現了除西藏、台灣和少數島嶼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殲滅土匪和武裝特務260餘萬人,使舊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的匪患得到根絕。

  隨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各新解放地區迅即建立臨時的過渡性政權——軍事管制委員會,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幫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國的大行政區、省、直轄市、省轄市和縣,以及直到基層的政權機構基本建立起來。各級行政機關的有效運轉,使建國初期紛繁複雜的政府工作迅速打開局面。

  新中國的國營經濟,隨着接管城市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逐步建立起來。到1950年初,合計接管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2800餘家,金融企業2400餘家,構成了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同時,人民政府還廢除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獲取的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收回長期被帝國主義盤踞的中國海關,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和對外匯的管理,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經濟等方面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確定進入城市後黨的工作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在新解放區工礦企業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壞,恢復生產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黨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復生產而奮鬥。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功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進城之初,非法買賣銀元、外幣的投機活動十分猖獗,上海、武漢、廣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進行了取締銀元投機的鬥爭。隨後,針對不法投機商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的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的集中調運,保證了市場供應,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週轉失靈而紛紛破產。

  黨和人民政府進行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還決定緊縮編制、清理倉庫、加強税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這些措施收到明顯效果,使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後在財政經濟戰線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它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國家財經狀況的初步好轉,還不是根本好轉。1950年6月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指出,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針對有些地區在對待階級關係上出現某些“左”的傾向,毛澤東強調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改革,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在這個複雜的鬥爭中,必須處理好同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全會明確反對企圖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重要會議,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策略方針和行動綱領。

  正當中國人民全面落實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全面好轉而鬥爭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打着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並派遣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侵朝美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新中國面臨着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

  在這個危急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衞國。10月19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承擔起保衞和平的歷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歷時八個月,連續進行五次大的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敵人被迫同意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在整個戰爭期間,全國人民支援朝鮮前線的捐款可摺合戰鬥機3710架,各種作戰物資達560萬噸,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此後持續兩年的打打談談中,美國將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近半數投入朝鮮戰場,中朝人民軍隊針鋒相對,以打促談。敵我雙方投入戰場的最高兵力達300多萬,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和許多戰役戰鬥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異常殘酷的戰爭中,志願軍指戰員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捨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鬥的國際主義精神,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來,志願軍中湧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等30多萬英雄功臣。

  美國在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沒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嚴重失敗,使它不得不於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野心,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為我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朝鮮戰爭爆發後,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時氣焰囂張,大肆散佈謠言,進行種種破壞和搗亂活動,甚至襲擊政府機關,殘害幹部和羣眾。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作出決定,從1950年10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反動會道門等黑社會組織及舊中國曆代政府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匪患基本上被肅清。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各項改革建設工作。

  二、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全面展開,國民經濟的恢復

  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的同時,黨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領導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勝利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艱鉅任務。這一切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佈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新解放區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從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約有35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黨決定分別不同情況,用更長的時間,採取適合各少數民族特點和有利於民族團結的政策和措施來完成民主改革任務。在西藏地區,中央決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並耐心等待各種條件的成熟。後因1959年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央在平叛的同時,應廣大農奴和進步上層人士的要求,開始在西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這標誌着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結束。

  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的基本完成,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使深受剝削壓迫的中國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擺脱千百年來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復和發展。黨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覺悟有組織的階級隊伍,完成了對舊的鄉村基層政權的改造,為中國社會逐漸走向進步奠定了深厚的羣眾基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鬥爭的一個偉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營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餘勢力,廢除舊社會遺留的官僚管理機構和各種壓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蔘加工廠管理,調動了廣大工人羣眾當家作主、搞好生產的積極性,為恢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事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是我國反封建鬥爭深入的表現。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還採取堅決措施,徹底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醜惡現象,使社會風氣大為好轉。

  在新民主主義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黨和政府領導開展了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義建設。

  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後,經濟方面的一個重大舉措是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中央確定: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下,抓好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重點是調整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係。調整的措施包括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訂貨和代購代銷,調整税收負擔,加強貨幣投放,幫助合法的私營工商業渡過困難,得到發展。

  城市工商業的迅速恢復,與大量收購農副產品、擴大城鄉物資交流是分不開的。城鄉交流的活躍,打破了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的封閉狀態,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互為市場,初步形成促進商品流通的市場格局。

  在對外貿易方面,針對美國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操縱英、法、日等36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中國政府決定採取擴大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貿易的對策,西方國家所禁運的各種戰略物資,轉為大部分從蘇聯等國家進口。同時積極爭取同一些西歐、北歐國家間的貿易往來,並充分利用港澳地區的轉口貿易,作為反禁運鬥爭的一條重要戰線。在西方禁運最猖獗的195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9.55億美元,逐漸將舊中國長期入超轉變為進出口大體平衡。

  在進行各種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黨和國家還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團結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國大多數省、市、縣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17個省、69個市、186個縣的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正式產生各級人民政府的負責工作人員。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統一戰線工作也得到加強。1951年3月8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根據統一戰線政策和《共同綱領》原則,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必須配備適當數量的黨外人士,並做到有職有權。在少數民族地區,黨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培養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到1953年3月,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區47個,除最早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外,着手籌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等省級自治區。經過三年努力,民族區域自治已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對祖國統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地區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為實現《共同綱領》提出的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黨確定了思想宣傳工作的方針任務,有步驟地開展對舊有學校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爭取和鼓勵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參加新中國建設。隨着《毛澤東選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陸續出版發行,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播,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變化和共和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於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執掌政權,擔負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務,黨的隊伍也面臨新的考驗。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範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克服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和中下級機關的命令主義,糾正幹部、黨員中的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密切了黨和人民羣眾的關係。1953年中央決定進行整黨,重點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方面的問題。經過整黨,共有32.8萬人離開黨的組織,其中有23.8萬混入黨內的各種壞分子和蜕化變質分子被清除出黨,有9萬多不夠黨員條件的人自願或被勸告退黨。在整黨期間,還積極慎重地發展新黨員,到1953年6月底,全國共吸收新黨員107萬。

  與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相配合,根據增產節約運動中暴露出來的貪污腐化問題,1951年12月中央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運動採取放手發動羣眾,大張旗鼓、雷厲風行、抓住典型、嚴肅處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羣眾威力。先後任過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雖然對革命有功,但因墮落為大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決,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處死刑。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清除了黨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舊社會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隨着“三反”運動的深入,揭露出許多資本家的行賄偷税等嚴重違法行為。於是,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税漏税、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的開展,有力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五毒”行為,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實行民主改革,使黨在同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反限制鬥爭中取得又一個勝利。

  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鬥,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全面恢復,並有了初步發展。1952年,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已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職工工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在經濟恢復的同時,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都得到發展。由於國家的支持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國營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新中國成立三年以來,黨在紛繁複雜的鬥爭中,堅持貫徹實施《共同綱領》提出的各項任務,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使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為整個國家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起就確定的奮鬥目標。但是,基於舊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黨確定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黨在很長的時間裏一直以新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第一步綱領,用以規定當前革命的性質和通過這個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的性質。在新中國建立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沒有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當時黨中央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後視情況而定。

  隨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建立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的國營企業和新建國營企業的力量日益發展壯大,實際上成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階級在整個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強;調整工商業採取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措施,不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實際上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土地改革後黨注意發揚農民個體經濟和互助合作這兩種生產積極性,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倡導互助合作運動,實際上成為引導個體農業向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逐步過渡的開端。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向社會主義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本來就有社會主義因素,而且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不斷壯大其力量和擴展其範圍的因素。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對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對我國有重大的榜樣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黨認為解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農村和城市開始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已經成為必要並有現實可能,於是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後才開始過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並舉的路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後,黨中央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鬥的新的綱領。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時候,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了他們的反黨分裂活動。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通過這次鬥爭,維護了黨的團結,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貫徹提供了重要保證。

  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中央提出,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雖然我國的工業已經恢復並且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業化的起點仍然很低。1952年現代工業在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澤東有一段給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我國仍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特別是經過抗美援朝戰爭和受複雜國際局勢的影響,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極端落後狀況的客觀要求顯得更為緊迫。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參照蘇聯的經驗,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

  “一五”計劃規定,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摺合黃金7億多兩。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於工業,其中又把88.8%用於重工業建設。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得到蘇聯政府的很大幫助。中蘇雙方談判確定蘇聯幫助中國興建156個項目,這是“一五”計劃工業建設的中心。但是,黨仍然堅持和強調自力更生為主,凡能自己解決的儘量自己解決。在“一五”計劃期間,國家財政中來自國外的貸款,只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2.7%。這些貸款,從1955年開始,就以我國對外貿易的順差分年償還。1956年,中央進一步明確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方針。這些對於後來在國際關係劇烈變化中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具有深遠的意義。

  國家工業化建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工人階級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的基礎上,將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運動逐步發展成為以改進技術和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中心的全國範圍的技術革新運動,湧現了孟泰、馬恆昌、王崇倫等一大批勞動英雄。農民用努力增加生產,積極交售糧棉的實際行動支援工業建設,並出現了李順達這樣的勞動模範。工程科學技術人員在工業化中大顯身手。大批高等學校和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服從國家分配,不懼艱苦,奔赴祖國各地工業建設的最前線。為從組織上保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1953年,中央從全國一次調集一萬多名優秀幹部到工業戰線,培養他們成為工業建設的領導骨幹。黨中央號召:新老幹部都要鑽工業建設的業務。我們已經進入了鑽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的國防和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1953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舉行開工生產典禮。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也先後正式開始施工。到1956年,中國第一家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建成投產,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試製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中國第一家制造機牀的工廠瀋陽第一機牀廠建成投產,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正式投產。飛架南北的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繼建成通車。大大小小的建設項目不勝枚舉。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現代工業骨幹企業,開始一個個建立起來;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業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國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礦企業在內地興建,使舊中國工業過分偏於沿海的不合理佈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的艱苦奮鬥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步伐在紮紮實實地向前邁進。

  四、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

  隨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進。

  1953年,黨先後作出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和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兩個決議要求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願互利的原則,採取典型示範和逐步推廣的方法,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在這兩個決議的指導下,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產增收,並且一般都是互助組優於單幹,合作社又優於互助組。因此互助合作運動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參加合作社已開始成為一種羣眾性的行動。

  隨着工業化的發展,急劇擴大了商品糧食的需求量,出現了糧食供應不足、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糧販操縱糧食市場的局面。在中國實行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支持。1953年10月,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的實行,初步緩解糧食供應的緊張,保持了市場物價的穩定,在不高的水準上滿足了工業化對糧食的需要。互助合作、糧食徵購,成為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兩大戰略措施。

  糧食供求關係緊張的矛盾,通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得到緩解,卻不能根本改變農業生產落後於工業發展的狀況。中央認為,現實的辦法主要是合作化並在此基礎上適當進行技術改革。1954年初,在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教育的基礎上,農村很快掀起大辦農業社的熱潮,1955年春達到67萬個。農業社大發展中一些地方出現的工作粗糙,引起農民的不滿。中央決定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一次整頓。整頓的方針是:區別不同地區的情況,或者暫時停止發展,或者適當收縮,或者在鞏固中繼續發展,即“停、縮、發”。經過初步整頓,當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業社增產,説明這一年半時間農業社的發展和隨後的整頓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初步奠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

  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直接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1953年6月,中央兩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後又決定對私營商業不採取單純“排擠”的辦法,也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9月,毛澤東在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説:“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私營工業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公私合營)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係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樣,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也就是改造資本主義的過程。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和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1954年1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關於有步驟地將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此後,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加工訂貨,主要是國家同資本家在企業外部的合作。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在企業內部的合作,公方佔有相當股權,公私雙方共同經營企業,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這兩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利潤都實行“四馬分肥”,即分為國家所得税、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大體佔四分之一,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這就使這些企業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後。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行公私合營。這樣,1954年到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企業合營後,由於國家派遣幹部加強領導,投資進行新建、擴建,整頓經營管理,工人勞動積極性提高,使生產迅速發展,利潤增加。這些情況,使更多的資本家要求公私合營,形成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形勢。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各行業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合併,然後實行公私合營,把個別合營和按行業的改組、改造結合起來。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計劃。在各行業私營工商業者的要求下,政府採取一次批准、全面合營的辦法,即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後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並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排等。這種公私合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在實質上已沒有多大差別。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裏,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居絕對優勢地位。伴隨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範在人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建設的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當然,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只是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黨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過渡形式。在農業方面,創造了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多種互助合作形式,使農民的個體私有制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也採取類似的辦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加工定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傢俬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成功地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些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適時進行政策調整,注意對生產和流通的許多環節統籌安排,糾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現的紊亂現象,從而避免了通常情況下生產關係急劇變革往往引起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總體上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增長,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儘管在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後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等缺點,以致在長時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發展的全局以及中國所面臨的複雜國際局勢而論,當時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後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實現的第二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第六章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黨的八大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

  五十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也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關係中緩和趨向的出現以及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剛剛起步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尖鋭地揭露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歷史,先後發表關於如何正確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説: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黨的八大的召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這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則是這一探索的開始。

  1956年2月至4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別約集三十多個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討論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在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報告。報告確定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是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鑑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鑑於蘇聯忽視農業、輕工業,片面強調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後我國的經濟計劃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儘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實際上涉及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報告又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開始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還闡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國和外國等屬於政治生活方面的關係。在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中,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這樣就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同《論十大關係》的討論相聯繫,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是要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肯定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發展的緊迫形勢後,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這樣就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論十大關係》提出的許多重要方針和觀點,對於後來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説,前幾年搞建設主要是照搬外國經驗,《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黨員。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陳雲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會發言或書面發言。大會正確地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些論述,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以後黨確定正確路線的基本依據。

  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管理體制方面,要求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並調整一些經濟管理體制。大會肯定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即:國家與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個體經營、自由生產和自由市場作為補充。在政治關係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指導方針,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大會還提出了在全國執政的情況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針,要求更加重視發揚黨的羣眾路線的優良傳統,警惕執政黨脱離羣眾和實際;強調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

  大會選舉產生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97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4名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上述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富於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並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瞭方向。

  八大一次會議後,黨沿着正確的方向繼續探索:按照大會確定的方針調整若干方面的經濟關係和編制1957年經濟計劃;準備全黨整風,正確處理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

  這期間,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户有明顯增長,其中還出現人們稱之為“地下工場”的較大的個體户手工業和手工工場。1956年12月毛澤東提出:地下工廠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得到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劉少奇認為“地下工場”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周恩來提出: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些搞活經濟的新思路,是八大確認的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以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的政策的新發展,允許一定限度的私人資本主義經營和發展,使之在國家領導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補充。

  1956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已經發現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冒進傾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這種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於求成的思想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圍繞對1956年經濟工作的估計和1957年經濟計劃的制定,黨的高層領導產生了一些不同意見。在這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該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根據這個精神制定的1957年計劃,保證了這一年的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後,還對農業集體經濟的內部關係進行了調整。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現了包產到户等形式的試驗。這是朝着實行生產責任制方向的創造性嘗試。此外,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

  調整經濟計劃和調整經濟關係,實質上都是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系統地提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是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這個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以後的事情。

  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全黨整風

  蘇共二十大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瀰漫着動盪不安的氣氛,相繼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帝國主義乘機掀起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波匈事件對中國也有一定影響。1956年秋冬,在農村、工廠、學校都出現了一些“鬧事”的情況。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加上經濟建設中冒進傾向的影響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會矛盾突出起來。這樣,從借鑑斯大林的錯誤和波匈事件的歷史教訓入手,總結自己的經驗,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就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課題。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充滿着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着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強制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後者只能用民主的、説服教育的方法,即“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總結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的歷史經驗,研究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出現的新問題,提出的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科學地闡明瞭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

  毛澤東這篇講話及隨後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黨內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中進行傳達、學習和討論,實際上為全黨整風作了積極準備。

  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後,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羣眾的意見。在整風運動中,羣眾提出的意見絕大部分是正確的、有益的,有利於改進黨的領導。毛澤東看到一些關於整風的報道後指示:“不整風黨就毀了。”開展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隨着整風運動的迅猛展開,也出現了一些複雜情況,除了對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的意見外,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極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説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這種異常現象,不能不引起黨的高度警覺,並被看成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開始進行。

  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裏實現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反應。反抗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在一定範圍內還存在,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沒有完全解決。因此,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批判和反擊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敵視社會主義的人在國內畢竟只是極少數。由於當時黨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和判斷,導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嚴重後果之一,是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和社會階級關係狀況的分析,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左”的偏差。毛澤東在1957年九十月間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會議正式肯定這一論斷,並認為我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被稱為一個剝削階級,“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另一個剝削階級;工人和農民是兩個勞動階級。這就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正確分析,成為後來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屢犯擴大化錯誤的理論根源。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黨在這兩大問題上一度發生嚴重失誤。這兩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

  三、“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過程中的曲折

  “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它能夠發動起來,反映了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後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內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得人們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反右派鬥爭之後,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羣眾的熱情高漲,經濟建設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屆三中全會在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確認的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全會決定在農村開展關於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以推動農業的迅速發展。這年冬季,全國範圍掀起以興修水利為中心的冬季農業生產高潮,實際上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後在南寧和成都召開會議,對“大躍進”作了進一步準備。

  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羣眾迫切要求儘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但由於它是在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過分誇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後,以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為標誌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首先是鋼產量指標的不斷提高。在農業上,主要是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誇。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誇風,推動着在生產關係方面急於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氾濫開來。會後,為了在餘下的四個月時間裏完成追加的鋼產量當年翻番的任務,在全國城鄉掀起全民大鍊鋼鐵的羣眾運動。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沒有經過認真試驗,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調”為主要特點的“共產”風的過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説:“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這番話,説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廣大幹部羣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鉅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鬥爭取得一連串勝利後,黨內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並努力加以糾正的主要領導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並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批評了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的興起仍給予極高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批評了那種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這以後,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959年二三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確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1959年4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除肯定關於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外,並對基本建設投資作了調整。這期間,毛澤東直接給省以下直至生產小隊的各級幹部連續多次寫黨內通信,談了農業方面的許多問題,號召講真話。他強調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為廬山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幹部談話,進一步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基本經驗是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高指標問題,要搞一點馬鞍形,明年切記不可定高。

  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經過八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也有長遠的意義。但是,由於對錯誤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糾“左”的努力,還侷限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而形勢並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是經濟工作中的平衡問題。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初期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基本精神是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他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着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全體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認為是右傾的表現。於是,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至16日舉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認定彭、黃、張、周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隨即在全黨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反右傾”鬥爭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羣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令人痛心的狀況,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四、“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錯誤的發展

  在嚴重困難面前,全黨上下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毛澤東在1960年6月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中説,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以十年時間去調查研究它。11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表明:三年來造成嚴重後果的“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

  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發現緊急指示信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6月,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9月,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於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工業的調整力度不夠。9月,中央作出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餘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佈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實行後,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中央先後批發試行《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以後改為“文藝八條”)。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貫徹落實科學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62年3月於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表講話,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隨後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羣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儘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這些看法,使黨朝着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並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繫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具有極大作用。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並分別講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這次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積極成果。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鬥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會後,國民經濟和政治關係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由於採取這些果斷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各級幹部的緊張努力,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政治關係方面的調整着重在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調整與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關係,消除“大躍進”以來產生的消極影響,加快了對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隨着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後適合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後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發生新的分化和改組,局勢出現動盪。隨着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以及中美之間的鬥爭加劇,中國周邊的國際形勢日趨緊張。這使黨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包圍中國,也影響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

  蘇共二十二大以後,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並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但是,主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評價蘇聯的變化和國際共運,也產生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認識。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繫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它標誌着黨在這個問題上“左”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鬥爭而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全會以後全黨全國的工作出現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一方面,政治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一步步發展;另一方面,經濟上調整和恢復的任務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八屆十中全會後,針對農村幹部中存在的多吃多佔、賬目不清等現象,在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使不少幹部受到不應有的衝擊。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鬥爭。“左”的錯誤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祕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説:《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範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彙報後,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着文藝界,而且對着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鬥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佈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裏,由學生成立的“紅衞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鬥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衝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羣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鋭。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佔主要地位的階級鬥爭,並運用大規模羣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裏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衞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峯,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衞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衞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衞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羣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羣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髮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衞”等口號煽動武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

  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羣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佈告,以制止武鬥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複雜的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為黨的九大作準備召開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舉行。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會議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炮製的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一年後,劉少奇含冤病逝。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於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幹和親信佔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

  黨的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鬥、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結束後,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祕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温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由黨章規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國叛逃。這一具有極大尖鋭性的事件促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是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亂究竟能不能導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幹部和羣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產生了懷疑。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幹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批林整風”開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着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並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着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

  林彪事件後,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黨的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後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有些老幹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三、同“四人幫”的鬥爭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覆,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幹部羣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後,黨內圍繞着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鬥爭。

  十大前後,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聯繫起來。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幹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鬥老幹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並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這時,毛澤東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並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四人幫”極為不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對鄧小平發動突然襲擊,遭到鄧小平堅決抵制。事後,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彙報。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進一步提出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江青的“組閣”企圖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脱“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着,開始整頓鋼鐵工業。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技工作也開始整頓。文藝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同時在積極着手。軍隊整頓是各方面整頓中重要的一環,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這對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還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要在加快落實幹部政策的同時,對強行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的造反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鄧小平還在六十年代初黨制定的工業等方面若干條例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文件,提出加快工業、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等重要觀點。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正確領導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斗爭,整頓雖然還不可能直接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加以澄清,從而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整頓中,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轉向回升,工農業產品產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幹部羣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四、粉碎江青集團的勝利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幹部羣眾長期鬱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爆發出來。

  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岩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羣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羣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羣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並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羣眾衝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彙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羣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曆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着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莊嚴地表達了人民羣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羣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衝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儘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羣眾基礎。

  天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後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着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佈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衊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幹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羣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氾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幹部羣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鬥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羣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鬥爭,共產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於各級幹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衞着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説‘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但在晚年對許多問題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對後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特別是七十年代初,他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及時對外交工作作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調整,使我國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陸續同一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建交,為後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這些都是同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的。

  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後半生,領導黨和人民抵禦來自國外的威脅和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這些重要的歷史功績和探索的首創精神,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這是應該引為沉痛教訓的。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滅的。

  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一、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儘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於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遊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後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績。揭批“四人幫”,必然聯繫到十年內亂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受迫害的幹部、羣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件平反,成為廣大幹部羣眾的強烈要求。

  然而,讓人們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説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後,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覆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於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後,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准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後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後科教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宣告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着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製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並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在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着中國迅速擺脱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於五十年代後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個人崇拜仍在束縛着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每前進一步,都十分艱難。揭批“四人幫”,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於求成的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並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徘徊局面。歷史和現實的要求是,黨必須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在總結建國以來成功和失誤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是有功的,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使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但是,他沒有能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別是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晚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錯誤,未能解決既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個複雜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起撥亂反正、帶領全黨走向轉折的重任。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在廣大幹部羣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幹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脱“兩個凡是”的束縛,在不同場合討論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並醖釀撰寫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鬍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要敢於觸及,弄清是非。儘管文章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面闡述,實際上卻批判了“兩個凡是”,因而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由於“兩個凡是”的影響相當頑強,該文的觀點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討論面臨着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着重闡述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後,《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站在討論前沿,踴躍參與。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建國後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

  真理標準討論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開始擺脱“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地處理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問題。組織部門放手地平反冤假錯案,提出不管是什麼情況下定的、不管是什麼人批的,該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業部門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復了一些過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農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從實際情況出發,大膽地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在一定範圍內糾正多年來農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撥亂反正伴隨着思想解放,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思過去的曲折,考慮未來的出路。黨內開始醖釀對社會主義的若干體制進行改革。

  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發達國家情況的瞭解,加深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緊迫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是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交往迅速擴大和增加,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走出國門,在瞭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提出世界戰爭可以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於是,如何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確。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的偉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被衝破時,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鄧小平,先是在最高領導層內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後,又到部分省市,與地方領導談他思慮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行程數千裏,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説是到處點火。他反覆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説:“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籲: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羣眾運動要適時地結束,轉入正常工作,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的既定議程沒有提到已經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對此,許多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滿意。陳雲率先提出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終於作出為天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接着,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討論。經過思想交鋒,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篇講話是開闢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它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羣眾運動,及時地、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時,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説,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瞭方向。這次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由於一系列的根本性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來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從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正式開闢。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光輝標誌。它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終於從嚴重的歷史挫折中重新奮起,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的新長征。這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第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黨內外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同時,也出現若干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政策表現出某種不理解甚至牴觸情緒;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號,散佈懷疑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有極少數人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如果聽任這兩方面的傾向發展下去,必將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剛剛形成的安定團結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一方面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佈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鬥爭。這篇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既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各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時,從部隊到地方,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進一步推動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貫徹。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三、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鑑於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現象的出現,黨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在走過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之後,黨對於搞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有了較深切的體驗。鄧小平指出:“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主要特點是要注意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雲説: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他這樣分析我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黨在調整中堅決糾正前些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並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經濟調整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係。根據黨中央建議,國務院頒佈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許徵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差價等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政策。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也為進行農村體制改革敞開了大門。在其他方面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於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通過經濟調整,從1981年起,主要經濟比例關係逐漸趨於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後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外,更着重於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方針,要求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套老的做法,從我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這看起來似乎是多少帶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實際上卻是二十多年來農村生產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結果。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我國農村的落後面貌長期沒有大的改變。為了能夠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農民羣眾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實行過包產到組、包產到户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於當時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致使這種自發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里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徵統購糧的決策。這一決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户、包乾到户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掛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户等同於分田單幹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户,不會脱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户、包乾到户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開始試點工作,如:逐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等。四川省較早地於1978年10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範圍進一步擴大,擴權改革的企業迅速增加。過去那種企業只按計劃生產,不瞭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和贏利虧損的狀況得到初步扭轉。在企業擴權試點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影響下,不少企業還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係,實行經濟責任制,試行廠長負責制,克服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經濟責任制很快在工業企業中得到推廣。這一時期,就業制度的改革也成效顯著。在勞動就業問題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形成的對勞動力統包統配、動員城鎮待業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扶持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營,創辦勞動服務公司,拓寬就業渠道。從而初步解決了多年積累的知識青年就業問題,也為進一步改善所有制結構、形成新的就業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隨着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創辦經濟特區為實行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兩個多月後,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擴大對外貿易,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的艱苦努力下,深圳、珠海這樣往日落後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不過四年工夫,就變成了高樓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成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前沿地區。

  改革起步的幾年間,新事物接踵湧現。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逐步展開。從1978年到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3%,這是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趨於協調的情況下取得的較高的發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四、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經過十年內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和建國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堆積如山,所涉及的範圍之廣、難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

  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了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一方面對經濟建設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進行認真清理,一方面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出科學評價,使黨和國家的工作着重點轉移後,能夠堅定地沿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前進。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後,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黨中央重新對這個問題作了闡述。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縮小或誇大了,都要犯嚴重的錯誤。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党進一步清理了作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應當停止使用。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就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徹底打破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初步總結了黨在建國後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主持下,黨中央於11月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三條指導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還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這些根本方針,使黨既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不至於迷失方向,喪失基本的立足點。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莊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並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着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生產關係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這是第一次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決議》的通過標誌着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並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係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後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幹部得到平反。黨在幹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幹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鬥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羣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佈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形成的指導和規範執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雲的意見。他説:“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瞭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良的傳統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於從困境中擺脱出來,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地實現。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黨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綱領的制定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啓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進行全面改革的綱領,由此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把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大會通過胡耀邦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制定了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奮鬥綱領,確定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會提出,從1981年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鬥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為實現這個目標,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為實現這一部署,大會規定,把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戰略重點,並要抓緊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大會把二十世紀末的奮鬥目標由原來的全面實現現代化改為達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國經濟落後和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的。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之後,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它從戰略指導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急於求成問題。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因此,在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些任務的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標誌着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針對黨的隊伍中實際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大會還決定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提高黨組織的戰鬥力,進一步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大會還根據新黨章,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過渡性機構,以發揮許多從第一線退下來的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

  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由彭真主持修改的憲法,對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作了較大修改,重新闡明瞭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和內外基本政策。新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李先念為國家主席,彭真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二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終於擺脱長期停滯的困境。農作物大面積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檔消費品開始進入普通農民家庭。在家庭聯產承包制普遍實行的基礎上,1983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廢除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羣眾性自治組織。到1985年春,各地農村這項工作全部結束。隨着農村經濟開始朝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大批剩餘勞動力逐漸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從事工業和加工業,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鎮隨之出現。到198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偉大創造和改革實踐,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開闢了一條新路。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對外開放的擴大,使人們進一步看到,正在世界範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顯得更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闡明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基本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圍繞這一基本任務,《決定》要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是進行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權限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到1987年,在生產領域中,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改革前的120種減少到60種;流通領域中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從改革前的188種減少到23種。國家宏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劃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税收、金融等經濟槓桿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國營企業改變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到1987年,全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企業內部,也進行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增強了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

  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貫徹執行,比較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有了很大改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繼續加強;集體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家的扶持和引導下,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等各行業從業人員由15萬增加到569萬。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為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業起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深入。從1985年起,國家決定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農產品實行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餘多數農副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計劃。這就形成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併行的“雙軌制”,改變了實行三十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促使傳統農業進一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隨着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科學技術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5月又作出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為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明確了任務和方向。全面改革的開展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高技術的建議(後稱“八六三計劃”)。鄧小平等領導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發展高技術的“八六三計劃”,我國的科技事業得到極大推動。八十年代中後期,每秒一億次的“銀河”計算機系統、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實驗室、運載火箭發射衞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教育事業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發展。根據鄧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改革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為此,教育事業經費逐年提高,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國開始有計劃地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在青壯年中基本掃除文盲,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發展,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不斷湧現出來。

  根據黨的十二大的決定,從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進行了全面整黨。經過這次整黨,初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狀況,同時也積累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經驗,推動了新時期黨的建設。

  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新形勢,鄧小平一再提醒全黨: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越是改革開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增選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新老幹部都要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防止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並強調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着眼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強調要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根據鄧小平一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的決議,全黨在努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逐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進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在執行“兩個文明一起抓”方針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一貫的情況。胡耀邦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但未能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予應有的重視。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批評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誤。會議批准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了這項決定。

  全面改革和黨的領導的加強,推動了經濟建設。1985年底,“六五”計劃全面和超額完成。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從4470億元增加到856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0%,超過原計劃每年增長4—5%的速度;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從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過1953—1980年二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趨於協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長期感到困擾的一些經濟問題得到較好解決,為“七五”計劃的順利實施,為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奮鬥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對外關係的調整

  在全面推進城鄉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區向內地滾動的格局。根據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進行調整,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個經濟特區創建後,經受各種考驗,取得顯著成就,為進一步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和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先後題詞肯定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和特區建設的成就。他提出:特區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特區建設的指導思想。這年5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温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放區,批准海南建省併成為經濟特區。這些地區為外商投資者提供優惠,充分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本地的優勢,興辦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擴大對外貿易,加速經濟發展。這樣,沿海地區形成了包括約二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並進而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經濟特區。截至1989年底,五個經濟特區實際利用外資41億美元,佔全國1/4以上;外貿出口達38.5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近1/10;工業總產值接近300億元,是中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經過艱苦創業,逐步發展壯大,工業產值從1986年的3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42億元。天津、大連等幾個較大工業城市的新增工業產值,幾乎一半是由開發區創造的。

  開放地域的擴大為進一步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1988年1月,鄧小平提出: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要放膽地幹,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隨後,國務院開始實施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即利用沿海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較好的優勢,以“來料加工”等形式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以及勞動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把加工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這個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我國引進外資的規模迅速擴大,水平不斷提高,為改革開放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加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進出口總額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佔位次明顯提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加發展壯大。

  隨着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爭取一個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越來越成為全黨的共識。基於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判斷,對外交方針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新的科學判斷,改變了過去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一步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科學依據。進入八十年代後,鄧小平反覆説明,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強調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

  根據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實行了戰略性轉變,在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現國防建設現代化。1985年6月,中國政府宣佈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用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在裁軍百萬的同時,人民解放軍的體制改革和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對外政策和策略上,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而採取的“一條線”戰略,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於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堅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邊,誰推行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發動戰爭就反對誰。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一切國家的正常關係,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不同為藉口,對別國的主權和內政進行干涉。按照這樣的方針,中國在堅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同時,開展積極的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廣泛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增進對外交流與合作,改善和發展了同世界許多國家的關係。黨中央還總結過去處理同外國黨關係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不計較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恢復和發展了同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政黨或組織的關係。

  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中國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一心一意地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事務中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有效地捍衞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

  三、黨的十三大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基本路線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黨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刻,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更加明確。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明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國4600多萬黨員。大會批准了趙紫陽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修正了黨章的部分條文,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是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這個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還會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貢獻。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設想,大會確定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温飽問題;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大會對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説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大會還提出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

  黨的十三大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強調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後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大會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闢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並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佈局和國際環境等方面,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作了歸納,從而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萬里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從中央領導崗位的第一線退了下來,但是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創立者,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發揮着指導作用。

  四、經濟上的治理整頓和經受國內外政治風波的考驗

  十三大後,黨領導全國人民沿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努力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1984年到1988年,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從7171億元增加到14928億元;國家財政收入從1642.86億元增加到2357.24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3376.4億元增加到7440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535.5億美元增加到1027.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從27.05億美元增加到102.26億美元。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整個國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在加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主要是物價波動較大,通貨膨脹加劇,重複建設嚴重,經濟發展過熱。1984年到1988年國民收入只增長70%,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200%,投資和消費的增長與國民收入增長的比例嚴重失調。1988年夏季,在經濟秩序特別是流通秩序的混亂狀況沒有得到扭轉的情況下,中央宣佈放開大部分商品價格,實行價格改革“闖關”。但這一決策未能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羣眾的承受能力,結果誘發全國性搶購風潮,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為扭轉嚴峻的經濟形勢,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創造理順價格的條件,更好地推進改革和建設。根據這一決定,國務院相繼採取一系列治理整頓的措施,壓縮投資和消費需求,加強對物價的調控和管理,整頓經濟生活特別是流通領域中的各種混亂現象。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取得初步效果,一度過旺的社會需求開始得到控制,過高的工業生產速度有所回落。

  正當治理整頓工作需要進一步推進,以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時,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進程卻受到嚴重干擾。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八十年代末,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出現動盪。西方敵對勢力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通過多種渠道對中國施加影響,使國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於在一段時間裏,黨內少數領導同志在推進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缺乏一貫性,忽視黨的自身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數幹部中滋生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損害了黨在羣眾中的威信和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氾濫。1989年春夏,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人民羣眾對物價上漲,特別是對一些幹部中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進行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他們借羣眾悼念胡耀邦逝世這件事,大肆散佈謠言,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並在北京地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佔據天安門廣場,衝擊黨政首腦要害部門,製造反革命暴亂。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並採取果斷措施,在6月4日一舉平息反革命暴亂,捍衞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講話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了的。他要求全黨,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對的要繼續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他以斬釘截鐵的語言闡明瞭當時必須作出明確回答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沒有錯;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沒有錯。如果説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鑑於趙紫陽在制止動亂的關鍵時刻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由於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失,全會決定撤銷他所擔任的黨內一切領導職務,並對中央領導機構部分成員進行調整。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江澤民在會上表示:這次中央領導核心雖然作了一些人事調整,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通過這次全會,黨中央明確宣告,黨的基本路線和十三大的決策,絕不會因為發生這場政治風波而動搖,從而使黨在驚濤駭浪中堅持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航向。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和全會以後,鄧小平多次鄭重提出:現在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這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志。他強調:中國的問題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過問。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新的領導要一切負起責任,放手工作。“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兩個月後,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批准鄧小平的這一請求,同時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會認為,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全會對他身體力行地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順利交替,保證了黨的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國家的穩定,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能夠繼續前進。這是黨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組織上堅強有力的明證。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後,黨中央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這一階段治理整頓大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以啓動市場,爭取經濟適度發展為側重點。第二步是將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上來。根據這一部署,國務院從1990年底開始,陸續採取了一系列督促企業提高效益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措施。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決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東的開發。1990年4月,上海浦東開始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的開發開放迅速啓動,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東地區奇蹟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樓大廈和其他現代化設施,成為國際化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五年內翻了一番,等於再造了一個上海,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和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標誌。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面有所緩解,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得到整頓,經濟秩序有所好轉。農業生產連續兩年豐收,扭轉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業生產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恢復到正常年份的增長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達119.77億美元,比1989年增長一倍多。外貿實現順差。這樣,治理整頓工作以取得顯著成效而基本結束。

  在對外關係上,中國成功地挫敗了國際反華勢力企圖扭轉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的圖謀。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多方施加壓力。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低潮。舊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中國面臨着極大壓力和考驗。對於這一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及時作出透徹分析,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方針。他特別強調,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國際輿論壓我們,要泰然處之,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在上述方針指導下,中國在國際上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不斷開拓對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積極發展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好合作,實現了中蘇關係向中俄關系的順利過渡,並同原蘇聯各共和國和東歐國家建立或發展了正常關係。從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國家開始逐步改善同我國的關係。這年7月,日本政府恢復對華貸款。隨後,西歐國家恢復對華政府貸款、經濟合作與科技交流等。10月,歐洲共同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制裁”。中美關係也逐步得到改善,兩國外長進行了互訪,並就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問題達成協議。到1992年,中國已同15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這樣,西方國家的“制裁”終於破產。它們沒有達到使中國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國贏得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

  在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推動下,到1990年底,“七五”計劃勝利完成。當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7400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4300億元,均超過計劃規定的指標。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温飽問題,開始向小康社會過渡。這意味着,十三大確定的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已經提前實現。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年規劃,並提出了“八五”計劃的建議。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受住嚴峻考驗後,更加紮紮實實地向前邁進。

  第十章 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一、鄧小平視察南方和黨的十四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黨和國家的發展處於又一個緊要關頭。

  隨着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着巨大的影響。一方面,世界出現多極化趨勢,西方國家加緊了對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爭奪和滲透,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時機呈現強勁發展勢頭,中國儘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但面臨的嚴峻挑戰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這種複雜的形勢使相當一部分幹部和羣眾的思想發生困惑。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這樣,能不能在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和困難面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推向前進,就成為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黨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經濟發展才能快一點。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隻手都要硬。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説,關鍵在人,説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

  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黨中央政治局認為,這篇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國51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次大會作出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

  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改革開放十四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個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並借鑑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會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一致認為,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加快發展、深化改革,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好時機,要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同時提出,九十年代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應該從原定平均每年增長6%,調整為8—9%;到二十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台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由温飽進入小康。

  大會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3年3月舉行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喬石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

  十四大以後,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進程中,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成功地進行宏觀調控,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為落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國務院調整經濟發展計劃,作出了加快發展的各項部署。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改革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國務院和各地先後選擇2700多户國有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出現了邯鄲鋼鐵總廠等一批在市場競爭中經濟效益連年提高的先進典型。

  同時,黨中央和國務院還大步推進財政、税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體制改革。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鋼材等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相繼放開;中央銀行的職能加強,商業銀行的企業化改革逐步推進;外貿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健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加快經濟發展的條件更加具備。廣大幹部羣眾熱情高漲,中國大地呈現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理解不夠全面,認識上發偏差,同時由於舊的調控機制逐漸失效,新的宏觀調控機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問題出現,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主要是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以及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構等,投資規模過度擴大,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呈現加速之勢。黨中央及時發現這些問題,果斷作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

  從1992年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就一再提醒全黨,要防止發生經濟過熱現象,把經濟發展的好勢頭保持下去。1993年3月,黨中央着手解決亂集資、亂拆借和經濟過熱問題。6月,中央決定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並頒佈了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這主要包括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和流通環節,控制投資規模,加強價格監督等。這次宏觀調控,除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外,主要着眼於從加快新舊體制轉換中找出路,運用經濟辦法把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解決經濟中的突出問題,變成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動力。

  在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黨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指導方針。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並提出要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江澤民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係問題作了闡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強調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做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經過三年的努力,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過度投資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轉,物價漲幅明顯回落,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與此同時,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實現了從發展過快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着陸”,避免了大起大落。這在建國以來是沒有過的。

  與此同時,黨中央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專門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決議,對新形勢下的精神文明建設做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個決議的貫徹,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創造了良好氛圍。

  三、“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迴歸祖國

  進入歷史新時期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鄧小平從維護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以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

  這個構想,首先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是黨中央經過長期醖釀,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早在1955年,黨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設想,接着又提出準備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併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達了大陸人民對台灣同胞的思念之情,宣佈了尊重台灣現狀,爭取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並建議兩岸實行通航、通郵、通商,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進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提出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包括: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並可保留軍隊等等。此後不久,鄧小平把上述方針明確概括為“一國兩制”,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指明瞭正確道路。

  “一國兩制”構想首先被成功地運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後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佔。中國人民一直強烈地期盼能收回這兩塊領土。但在長期積弱積貧的舊中國,這種願望無法實現。到八十年代,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時機漸趨成熟。

  按照“一國兩制”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於成功地解決了香港迴歸問題。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隨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則,起草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原則,中國政府排除各種阻力,有條不紊地進行香港迴歸的準備工作。

  同樣本着“一國兩制”原則,1987年4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全國人大隨後起草並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範例。

  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期盼已久的時刻。在如期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江澤民莊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鮮豔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升起,五洲四海,萬眾矚目,神州大地,一片歡騰。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民終於洗雪香港被侵佔的百年國恥。

  1999年12月20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澳門也如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的迴歸,標誌着在中國國土上徹底結束了外國列強的佔領。這是舊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

  在香港、澳門迴歸過程中,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也逐漸朝着“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籲台灣當局儘早結束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同時還多次表明: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這一講話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性和連續性,體現了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引下,經過海峽兩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祖國大陸與台灣結束了長期隔絕局面,兩岸人員往來以及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利互補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數“台獨”勢力的分裂企圖不斷受到有力打擊。2000年3月以來,台灣政局發生了變化。黨中央繼續重申:一箇中國的原則是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海峽兩岸的對話和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中國共產黨將同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一道,堅決阻止任何製造分裂的圖謀,為儘早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不懈奮鬥。

  四、黨的十五大和跨世紀發展戰略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但努力促進改革和發展,而且考慮着怎樣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在世紀之交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的世紀。

  經過八十年代以來的努力奮鬥,特別是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加速發展,到1995年,我國經濟提前實現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在此基礎上,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正當全國人民為實現跨世紀的目標而奮力前進的時候,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全國各族人民陷於極大的悲痛中。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沿着鄧小平開闢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對此,江澤民代表黨中央明確宣告:更高地舉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黨中央領導集體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信念,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和願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2048人,代表全國58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指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鄧小平同志逝世後,全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江澤民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因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大會在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這個綱領,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黨的基本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開,是這些年來最主要經驗的總結。

  大會規定了我國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的前十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歷史機遇,開拓前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並在優化經濟結構、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實現這些任務和目標,關鍵在於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進一步把黨建設好。

  大會還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這些論斷,是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認識深化。

  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鵬為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朱鎔基為國務院總理。

  黨的十五大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繼承鄧小平遺志,承前啓後、繼往開來,明確回答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向前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我國的跨世紀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以這次大會為標誌,党進入了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跨世紀發展的關鍵時期。

  在邁向新世紀的征途上,全黨按照十五大確定的發展部署,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面對來自經濟、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嚴峻挑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盪,世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由於國際市場萎縮等因素,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經濟建設遇到嚴重困難。面對這一衝擊,黨中央當即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着應付,埋頭苦幹,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果斷採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決定由中央財政向商業銀行增髮長期建設國債,增加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並採取出口退税、打擊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計增加出口,從多方面拉動經濟增長。這些對策很快見效,1997年後,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相應改善,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在周邊許多國家因這場危機而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這場影響全球的風暴承擔了風險,付出了代價,作出了積極貢獻。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穩定因素。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進一步提高。

  伴隨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1998年夏,我國又遇到一場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長江、嫩江、松花江發生超歷史紀錄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閩江也一度發生大洪水。受災人口達二億二千三百萬。面對特大洪水的襲擊,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正確判斷,周密部署。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臨抗洪第一線,各級領導幹部紛紛奔赴現場,同廣大軍民一道頑強奮戰。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三十餘萬官兵參加抗洪鬥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國上下萬眾一心,軍民協同作戰,終於奪取抗洪搶險鬥爭的全面勝利。

  1999年,黨中央還統攬全局,針對國內外一系列突發事件,領導全國人民及時果斷地進行了三項重大政治鬥爭:一是針對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分裂勢力公開將兩岸關係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組織全國各界開展對“兩國論”的批判;二是針對少數人利用“法”蠱惑人心,破壞社會穩定的事件,及時發動社會各界揭批“法”歪理邪説,取締“法”邪教組織,維護了社會穩定;三是針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的野蠻行徑,開展堅決鬥爭,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上述勝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爭的開展,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黨中央駕馭全局、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使黨和人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現跨世紀發展奮鬥目標的道路上更加充滿信心。

  五、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後,黨之所以能夠在異常複雜的環境中經受住嚴峻考驗,在邁向新世紀的道路上勝利前進,關鍵在於不斷加強了自身建設,為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提供了根本保證。

  面對當代世界的新變化,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考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同時,更加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注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先後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幹部和人民;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羣眾的聯繫;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深入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艱苦創業精神的教育;廣泛開展羣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集中宣傳一大批體現時代精神的先進典型,努力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措施使黨的自身建設、黨的思想政治和宣傳教育工作,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得到明顯加強,保證了改革和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把黨的建設提到新的偉大工程的高度,決定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地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基礎上,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這一總目標,圍繞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黨中央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不斷加大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力度,堅持從嚴治黨方針,努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再次證明了這一歷史經驗。

  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中央根據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黨的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實現各級領導層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幹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各級領導班子和整個幹部隊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鍛鍊成長,湧現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愛戴的優秀幹部。這是黨能夠始終得到人民羣眾真心擁護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高素質幹部隊伍,成為黨能夠走在時代前列,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實現跨世紀宏偉目標的可靠保證。

  根據黨的十五大確定的任務,從1998年11月開始,全黨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幹部中集中時間,分期分批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黨中央對這次“三講”教育高度重視,作出全面部署,進行精心指導。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認真總結經驗,檢查和改進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戰略性問題,推動“三講”教育紮實、有序地開展,並分別到7個縣(市)進行調研,指導工作。全黨共有70萬黨政領導幹部參加了“三講”教育,其中省部級領導班子成員達2100多人。黨內外幹部和羣眾對“三講”教育十分關注,表現出很高的參與熱情,僅直接聽動員報告、參加民主測評和幫助整改的就有500萬人以上。廣大幹部在“三講”教育中切實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廣泛聽取羣眾意見,查找領導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問題,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鬥爭,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在堅持羣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顯提高,經受了一次黨內政治生活的嚴格鍛鍊。“三講”教育中思想上、作風上的收穫,不斷轉化成廣大幹部求真務實、鋭意進取、廉潔自律、不怕困難、勇挑重擔的實際行動。許多黨外人士反映,共產黨花這麼大力量,在領導幹部中進行這樣認真的自我教育,顯示了共產黨人敢於揭露並解決自身問題的勇氣和氣魄。

  實踐證明,進行“三講”教育,是促進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有效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正確決策,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領導幹部思想政治建設的一次創造性探索和成功實踐,是延安整風精神和黨的“三大作風”在歷史新時期的豐富和發揚。

  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基於對國內外形勢、黨肩負的歷史任務、黨自身建設實際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江澤民在2000年春進一步提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三個代表”的思想和要求,進一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直接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深刻總結我們黨近八十年曆史經驗,特別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科學結論;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説的新發展,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後,全黨進行認真學習,並以此為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開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進一步決定,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活動,全面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這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有力措施,為全黨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二十一世紀完成自己光榮的歷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後 記

  《中國共產黨簡史》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而編寫的一本普及讀物。

  本書的編寫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書稿各章分別由張樹軍、李蓉、王素莉、張化、孫大力起草,周承恩、陳夕自始至終參加了全書的編寫工作。孫英主任審定了全部書稿。陳威副主任主持書稿的編寫和審定工作。石仲泉副主任參加了全書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本書在修改過程中,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指導,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副主任王滬寧、原副主任鄭科揚,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桂世鏞,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華秋,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劉雲山,人民日報社社長白克明、原社長邵華澤,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陳福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衝及,黨建讀物出版社原總編輯張竹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龔育之,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等同志的指點和幫助,也得到了全室同志和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在此一併致謝。

  2001年6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1年6月出版)

編輯: 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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